摘要：又如《广东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章程（试行）》第24条规定遴选委员会遴选法官、检察官一般包括下列程序：（一）公告遴选职位和条件。 ...
宪法社会学主要用社会学的方法，包括理论联系实际。
任何社会人士都可以参加听证会并在会上发表意见。在陈冀平主任委员的主持下，各位委员各抒己见，以理性、平和、专业、严谨、负责的态度进行工作，发表意见建议。
省遴选（惩戒）委员会遴选法官、检察官的具体程序另行规定。更主要的是，人大的及时任命才是证明司法官遴选委员会具有足够权威性的最重要的标志，亦是人大对司法官遴选委员会遴选机制充分认可的外在表现。仅仅需实施——更准确地说是仅仅有权实施——公示这一道程序的云南省法官检察官遴选委员会，委实谈不上有什么运行机制，它只不过是把已经遴选好的结果放到媒体上或布告栏里公示一下，这点公示之程序权力也确实不宜放大，上升到探讨其运行机制的高度。[9]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沈德咏本人就是最高人民法院法官遴选委员会副主任,徐家新则是委员。[3]故而，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和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受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管辖和制约的独立机构。
亲历性还要求对于候选人的书面审查，遴选委员会不能将之委托给秘书处或法官遴选工作办公室、检察官遴选工作办公室，而应逐个亲自开展审查。所以，人大对于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经正式而又完整之遴选程序所遴选出来的法官、检察官候选人，应该予以认可并正式任命，[17]否则，不但会导致法院和检察院缺额司法官得不到及时补充，而且将大大影响司法官遴选委员会的权威性，并涉嫌对其基本职能的否定，兹事体大，值得深思。即是说政府规章制定越多，政府管制的色彩就越强烈。
所谓高权状态就是如果把行政法和行政权放在一起，那么，行政权是行政法的关键词，行政法则是行政权的副词，行政权在这个关系形式中，可以有行政上的造法行为，可以有对行政秩序进行设计的行为，更可以在行政法关系中分配社会角色。如果离开了个案，离开了具体的法律适用，上级行政机关则很少具有对规章制定行为进行监控的空间和机会。[36]如《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1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行为，促进行政机关合法、公正、高效行使行政职权，保障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根据宪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这种法治不统一的状况，与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并不一致。
这就使得规章的制定缺失实践基础，缺失理论基础，而且当一个地方政府在制定某一或者某些规章时，与其他地方进行攀比，这就形成了在我国规章制定中的规章抄袭问题，就是此一地方的政府规章照抄彼一地方政府规章。而在没有规划的情况下，规章的制定行为则更多的受到了政策的制约。
第三，规章制定作为形象工程。[31]而制裁条款就是有关法律责任的条款，我国在依法治国的顶层设计中调整了行政决策行为，就是行政主体如果实施了错误的行政决策，或者在行政决策中存在不作为，他将要终身承担责任。仅从字面意义上看，安定性所要求的是相对的确定性、相对的不变性等，而稳定性也就保证了法的相对确定的状态。由此可见，制裁不仅仅是法律中的条款的类型问题，一定意义上讲，它是法律的本质问题。
就一个完整的法律规范和典则而论，通常应当包括假定条款、处理条款和制裁条款三个有机的构成，各个条款在法律规范中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但从法律逻辑上讲，三者缺一不可。当然，完全将规章调控社会关系的状态视为负面的，那也是不科学的。行政诚信在行政法中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契约或者具体行政行为的问题，而是整个行政法体系必须贯穿的价值之一，是行政系统及其公职人员在履行行政职能时必须恪守的行为规则。【中文关键词】 行政规章。
[8]有学者甚至用规章爆炸来形容规章膨胀这个事实。公权与私权的区分比较复杂，但在法学理论中这两种权力的区分是客观存在的。
而规章制定行为则没有这样的责任条款，目前在行政法治实践中所充斥的大量的规章的不安定状态与缺失责任追究不无关系。第四，完善规章制定程序。
例如，以机动车牌照的管理为例，有些地方的政府规章对机动车牌照的办理规定了非常简单的程序，而有些地方的政府规章则对其规定了非常复杂的程序。[1][意]龙勃罗梭著：《朗伯罗梭氏犯罪学》，刘麟生译，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312-313页。这进一步表明，规章的膨胀不仅仅是数量上的，而且是容量上的。然而，该法有一个非常大的立法上的缺憾，那就是没有责任条款。[7]这个数字就非常生动的证明了规章严重超越其他行政法文件的状态，仅就这个形式上讲它就是膨胀的。地方政府规章可以就下列事项作出规定：(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规定需要制定规章的事项。
在我国传统的行政法分析中，似乎更多的愿意从质的方面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仅从字面意义考量，良法是那些正当的合乎理性的法律，恶法则是那些不当的违反理性的法律。
以此而论，稳定性是法安定性的关键之所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社会治理的概念，取代了社会管理概念，这一转变说明我国国家权力尤其行政权力对社会发生作用的机制和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
行政法的总体水平是通过这些复杂的规范形式共同形成的，作为核心部分，并不应当是政府规章。具体的讲，在政府规章不安定的情形下，政府管制的程度和强度也就必然有所凸显。
在美国出现的诸种委员会及其对章程的制定就生动的体现了这一点。另一方面规章制定权的取得是在立法授权或者立法规定之下为之的，它是立法行为的另一种表现。深而论之，规章的不安定则阻滞了行政法规范体系的质量，而行政法的规范体系是我国法治体系中相对独立的要素之一，也是法治体系中的第一个要素。具体讲，我国行政法体系诸典则究竟应当具有什么样的质和量，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
[5]参见[美]罗伯特·E.戈定主编：《牛津比较政治学手册(上册)》，唐士其等译，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那么，为什么在如此具体的程序规则的情形下还大量出现规章不安定的问题呢？笔者认为这同样是程序设计上的不严谨造成的，至少这种不严谨是造成规章不安定的因素之一。
就诚信本身而论，最早出现在私法中，它是私法中的原理和原则，由于它对整个法治精神有积极的价值，近年来法治发达国家的公法领域中也都大量吸收了诚信的内容。换言之，如果在行政法规范体系中规章没有呈现为一个结构，是由若干不同的仅具有名称相似的规范平行排列的话，就有可能使规章失去安定性。
[31]在法理学中有两个主要流派，一是自然法学派，另一是实证法学派。中央层面有规章的分布，地方层面同样有规章的分布，这就很容易使人们将两个层面的规章视为两个不同的事物，视为两种不同的规范形式。
在通常情况下，规章只能够对公权关系作出设定，例如，政府行政系统通过规章对公共交通行政管理秩序的设计，对其他行政管理秩序的设计。然而行政法治实践中，一些规章直接根据法律制定，[35]而一些规章则同时根据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制定，[36]显得非常随意。[10]《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概念，[9]该概念的提出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将依法治国中不同的体系和板块作了适当区分，尤其政府行政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区分。
立法法是我国有关立法的基本法，该法的覆盖面是非常广泛的，它所规制的事项也是非常具体的。因为，我国绝大多数省市则对机动车牌照采取免费领取的方式，即使有竞争也是通过其他手段予以解决的。
若从深层次进行考量，规章安定性不足的形成基因体现在下列方面： 第一，行政高权惯性化。而他们与行政法治也是天然的联系在一起的，立法机关从法律逻辑上讲是行政法典则的制定者，是行政法规范体系的决定者。
[3][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08—209页。[26]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